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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历史真相古代政治的两个层面-【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11:39:08 阅读: 来源:笼绞机厂家

了解中国历史真相:古代政治的两个层面

所谓“中国古代”,我指的是从秦汉一直到清代末年为止。在这超过两千年的长时间里,表现出来的政治形态是“君主专制”。然而,在中国古代政治里却有着两个层面,一个是实际的层面,一个是理想的层面。实际层面是历史上所能见到的政治活动,理想层面是古人一直在追求的政治理想目标。

中国人是一个有理想的民族,对于在政治方面,究竟怎样才是理想的政治,是有许多看法的。先秦诸子的思想中,对于政治都勾画出来一个理想的境界。不过,秦汉以后,由于儒家思想得势,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于是一般便以儒家的政治理想作为政治的理想层面了。

所谓“层面”是由许多“点”集合而成的,中国古代政治的理想层面也是由许多理想点集合而成。中国古代政治的理想点非常多,实在没有办法一一指出来。不过,下面五个理想点是十分重要而明显的,这五个重要的理想点是:(1)大同世界,(2)和平精神,(3)伦理道德,(4)仁民爱物,(5)贤人政治。下面试把这五点简单说明一下:

大同世界

大同世界是中国人对政治的最高理想境界。“大同”一词出于《礼记·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就这段话来分析,所谓“大同世界”应该是一个在政治上实行民治,在经济上实行共有共享的社会,在大同世界里,人性发展到了圆满的境界,不但和谐地共享社会的物资,而且都能过着有人性尊严的生活,彼此互尊互重,所以大同世界的现象便是“天下为公”。

和平精神

中国人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决不是以武力来统治全世界,中国人的“大同世界”理想并非领土的扩张,而是社会呈现一片祥和之气,所以“和平”是中国古代政治所追求的理想。中国人常称赞的“盛世”如西汉的文景之治,东汉的明章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都是和平安乐的时代,中国人称赞这些时代,因为这些时代的“和平”景象是接近中国人的理想的。中国领土自夏代以来不断地扩张,依靠的是和平的文化融和力,而不是战争的军事征服,这便是中国人具有和平精神的具体证明。

伦理道德

中国人是一个伦理思想十分浓厚的民族,伦理思想便由家族而推衍到政治上去。在古代,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常用来和家庭中的父子关系相比,君比为父,臣比为子,所以“君父”常连称,“臣子”常连称。在家庭中父子间的态度是“父慈子孝”,在政治上君臣间的态度是“君礼臣忠”。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便是君臣之间一个标准的态度。君臣如家人,这是古代君臣关系的一个理想。由于将伦理推衍到政治上而产生了君臣如家人的理想,家人相处,处处都要顾到个人道德,君臣相处也就同样要顾到个人道德,所以,不但臣子要注意个人道德,就是君主也要讲究个人道德。西方人常把政治和个人道德分开,中国人却认为二者是不可分的,“德”与“位”兼备才是理想的政治。在一个朝廷里,上有有道之君,下有正直之臣,这个政府才是理想的。

仁民爱物

由于将伦理道德推衍到政治上,因此,君主是全国臣民的大家长,君主常称其百姓为“子民”,便是自视为大家长。家长对于家人是应该爱护照顾的,君主推行“仁民爱物”的“仁政”也就成为一种应有的行为。“仁政”是古来一直被歌颂的理想政治,尧舜时代之所以受到先贤先哲们的赞扬,便是由于尧舜时代被认为是推行“仁政”的楷模。中国在民国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民主政治,人民没有集合的大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仁政”思想乃是在君主专制时代为人民求得利益保障的一项工具,于是“仁政”之下的政治才是理想的政治。

贤人政治

中国人一向相信人的才智有贤愚之分,贤者应该居于政治的高位,来教导和治理一般才智较低下的百姓。《礼记》所说“选贤与能”,便是主张贤人政治的最好说明。中国古代的政治权力是单纯地由上而下的,没有像民主政治由下而上的反流权力。在古代这种单纯的由上而下的政治权力中,权力系统中的任何一级权力掌握者如果滥用权力,人民便要大受其害,要使人民得利而避害,就不得不提倡贤人政治,使权力系统中的每一级都十分完美,在最下层的人民就不会受害了。所以,贤人政治和仁政思想实在是双生兄弟,有仁政思想必须要依靠贤人政治来实现,有贤人政治一定会使仁政思想开花结果。

以上五点可说是中国古代政治理想层面的主要理想点,从这五个理想点大致可以看出古代理想政治是一个贤者在位、上下和谐、人民安乐、和平进步、内外融洽的状态。

不过,从中国历史演变来看,中国自有可靠的历史记载以来,一直到清末都是君主专制的政体,从来没有出现过民主政治,而中国的君主又是握有实权的君主,不像近代英国的英王或女王只是一个虚位元首。数千年来,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为古代政治上必备的东西,中国古代的革命很多,但是打倒了一个君主,起而代之的又是一个君主;推翻了一个王朝,起而代之的又是一个王朝,民主政治始终无法出现。在孙中山倡导革命,主张建立民国以前,君主的地位和存在几乎是不受人怀疑的。中国古代的君主在理论上说是受命于“天”,君主要受“天意”的监督,可是“天”只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而已。“天”并不能真的表示意志,“天”也不能真的控制君主。中国古代是有法律的,但是君主是超乎法律之上的,法律的对象只是臣民而非君主。中国古代的君主大概只受自己的观念、想法和良心的控制,观念、想法和良心都是出自君主的本身,外界并没有一种强制力可以驾驭君主。有人说汉代的君权要比宋代以后的君权为小,其实,汉代的君权和宋代以后的君权一样,都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只不过汉代的君主受自己观念和想法的影响,自动愿意接受大臣意见和部分法律的限制而已,于是便显得好像汉代的君权要小一些,其实,古代君权都是一样漫无限制的。

自夏代以来,君位是世袭的,君位的世袭由于血统而不由于贤能,世袭的君主由于生活环境的影响,不但不能保证必定贤能,而且往往有愈到后来愈愚劣的现象,我们大致可以分析一下古代世袭君主愈到后来愈愚劣与其生活环境的关系。

一)在生活享受方面:世袭的君主生于荣华富贵中,养尊处优,在体力和智力上都缺少磨炼的机会,使得世袭的君主在体力和智力上都不是一位强者。

二)在心理上:世袭的君主自出生以后就被别人看成是一个特殊的人,只听到恭维和歌颂,极少听到指责和批评。一个人长期听到恭维和歌颂,极容易产生一种错觉,那便是认为自己的确是个无缺点的伟人,等到这种错觉形成,任何的指责和批评都会被看成是对君主权威的挑战,是绝对不能忍受的,于是所有的指责和批评都会受到君主的处罚。同时,在古代君主专制政体之下,整个国家都被看成是君主个人的私产。汉高祖刘邦即位后对他的父亲说:“始大人常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这完全表露出君主以全国为私产的想法,这种想法一直到清末的君主莫不皆然。一方面君主受到长期的恭维和歌颂,产生自视为“完人”的错觉,一方面又自视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主人,于是最易形成自傲自大、离群孤僻的心理。

三)在生活常识方面:世袭的君主自小即长于深宫,未与外间广大世界接触,于是不了解世事人情,甚至缺乏常识,言行难免幼稚可笑,指鹿为马的故事固然是赵高的奸猾,却也表现出秦二世的缺乏常识;晋惠帝“何不食肉糜”之言固然是惠帝智力低下,但也表示惠帝之不知世事,不知米与肉何者易得,何者价贱。

四)在教育方面:古代世袭君主所受的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教育,也可以说是一种畸形教育。一个学生,许多老师,这许多老师对唯一的学生又不敢强制或指责,反而要顺学生的脾气,既无考试,又无惩罚,如何能使学生有进步?教材都是古圣贤的遗书,全是教条式的格言,最易招致反感,对外又没有其他对手竞争,如何能引起学生好强争胜而求进步的心理?在这种畸形教育之下,作为太子的人能好好读书者真是百难得一。总之,由于过分的享受,心理的不正常,缺乏对现实世界的了解和教育的失败,使得世袭的君主愈往后愈糟,大多数世袭的君主都是体力上和智力上的低能者,愚劣者。一个愚劣的人手握无限的权力,其结果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于是表现在中国古代实际政治中的现象常是小人在位,上下争利,残暴百姓,这和理想的政治大不相同,甚至背道而驰。所以,在中国古代,政治的理想层面和实际层面是有距离的,并不是合而为一的。

中国古代政治的理想层面和实际层面有距离,不能合而为一,还有一个原因:中国人太喜欢标榜理想,却常常忽略了达到理想的手段和方法。我们常批评西方人“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可是中国古人却常犯“只问目的,忽略手段”的毛病。中国古人很有说大道理的本领,却很少告诉人怎么样去做才能实现这些大道理,这种只喜欢讲理想、讲目的,却忽略了达到理想和目的的手段与方法,使得理想只成为高高在上的荣誉标志。当然常谈理想也未尝不可以激励人心,但是人们除了自己摸索以外,却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理想。个人的摸索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要摸索出一条路来,那就像发明家研究一项新发明一样的困难,尤其在人文社会里,个人的摸索未必就会正确。例如王莽的改革是以《周礼》作典范的,《周礼》是儒家政治的理想图,王莽是照着这个理想去做的,可是王莽失败了,主要原因便是政治方法和手段的错误。王莽仰着脖子看高挂着的理想,脚下却高一脚低一脚地乱走,最后一定踩空而摔了跤。王莽只顾到漂亮的高理想而忘记了该如何去修筑一条到理想的路,以至于弄到了一场大失败。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人是喜欢月亮的,中国古人喜欢写文章、写诗来歌颂月亮,喜欢讲嫦娥奔月的故事,但是却不知道也极少人去研究用什么方法才可以到月亮上去,于是月亮始终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地方。在政治上,我们讲过最高的理想境界是大同世界,然而大同世界只不过是个理想境界,对要想达到这个境界该用什么方法却没有答案。于是,大同世界便像古人对月亮一样,只是一个歌颂、欣赏的对象,却无法获得。从秦汉以后,一般知识分子受儒家思想影响,多喜欢高唱“治国、平天下”,然而,如何才能国治、如何才能天下平,却少有人去研究。《大学》里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只不过是个人修养的顺序而已。在春秋时代的小国里,贵族的“家”和他的“国”常是合而为一的,国君的“家务”常就是“国务”,所以一个封建小国的国君因为地小人寡,也许还可以由身修、家齐而影响到国治。但是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国,地广人众,政治已经不限于君主的一个家族而渐渐成为一个复杂的技术,政府也成为一个复杂的组织,决不像封建小国的“世官制度”下的那么单纯,于是一个身已修、家已齐的人是否真能够治国、平天下,就大成为问题。一个身已修、家已齐的人要想治国、平天下,还得加上许多其他的条件,不过究竟要加上什么条件才能达到国治、天下平,几乎没有人提出过具体而有系统的答案。在《礼记·礼运篇》里所记的大同世界可以说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形态,然而如何才能达到这个民主政治形态的大同世界呢?中国古代的先贤先哲们也没有提出答案。

其实,中国古代政治的形态——君主专制政体,其本身便是理想层面实现的障碍。在君主专制政体下,中国古代的君主是政治的主体,是政治的主权者,他掌握了政治上的实权,因此,政治的良莠与君主本身的作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古代君主在主观的世袭制度和客观的生活环境双重影响下,很难塑造出完美的人格,更难磨炼出超群的才能,大多数的君主只是沉迷在政治权力的享受中,很少具有崇高的理想。政治实际的主权者本身既然都没有理想,当然不能使实际政治到达理想的境界,所以,实际层面不能和理想层面重合,君主专制政体便是一个基本的原因。

虽然,中国古代政治的理想层面和实际层面有距离,但是由于有一个理想层面高悬着,纵然理想层面不容易达到,无论如何,人们总还是以理想层面为目标,想法使实际政治尽量接近理想层面。理想层面就像海里的一个灯塔,政治实际层面就像海上的一条船,这条船由于本身的原因始终到不了灯塔,可是这条船却经常以灯塔为目标来观察本身的位置,不至于随风漂流,迷失方向,所以理想层面对于实际层面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中国古代实际政治是君主专制的政治,很容易走上君主独裁残暴政治的路子,不过,由于有理想层面作为目标,君主和臣子们经常会观察自己所立的实际层面离开理想层面有多远,君主和臣子们都希望能使当时的实际政治更接近理想层面一点,于是,实际政治便不至于走上独裁暴政的路子,有人说中国古代政治是开明君主专制,那便是由于有理想层面做目标的缘故。这从中国古代的“仁政”思想与“和平”思想中也能得到反映。

前面说过,“仁政”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理想,“仁政”的理论基础是“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渊源极早,《尚书》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从此,“民惟邦本”一词便启发了民本思想,孟子更是提倡民本思想的大将,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成为民本思想的名言,民本思想的精义乃是“以人民为政治的主体”,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于是一切政治措施当然应该以人民利益为依归,换句话说,就是要推行“仁政”。

中国古代的实际政治是君主专制,君主由于生活环境的关系,很容易成为昏庸之主,加上手握无限的权力,这个昏庸之主很容易变成只顾自己享受、不管人民死活的暴君。然而,每当君主有变为暴君的趋势之时,朝廷的大臣由于受了“民本思想”的影响,总有人出来诤谏,甚至不惜拼死为民请命,使中国古代的政治不至于掉到黑暗的深渊里去。

中国自秦汉以来便是亚洲的大国强国,四周的邻国则是小国弱国,这样的国家很容易走上军国主义的路子,内部武装,对外侵略。然而,中国古代政治的理想层面中有一个和平精神,所以,中国古人不大颂扬武力。古代诗人很多,但绝少颂扬战争的作品,有人也以诗来描写战争,但都是写战场上的惨象,流露出对战争的痛恨。一个君主当他得胜归来,也许会受到臣子们的赞美,但那只是一种讨好与谄媚,后人对前代君主战争的褒贬才是真正的评价。我们发现君主内政的修明常得到后人的歌颂,而对外战争的胜利却很少受到后人的歌颂,这和西方人经常歌颂凯旋回来的战士完全不同。

中国自战国时代以来,民族意识不断地扩大,“诸夏”的范围本来很小,只限于黄河下游一带,其后不断扩大,扩大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长城以北,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在战国以后是注重文化而不注重血统的,许多非汉族血统的人只要接受中国文化,中国便承认他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例如汉武帝时代,汉朝和匈奴是敌对的,然而汉武帝临死托孤的辅政大臣之一的金日磾便是接受汉化的匈奴王子,汉人不但没有歧视他,连汉武帝也不怀疑他有二心,主要是当时汉朝君臣都不重视血统,而认为文化才是民族的分界,金日磾血统虽属匈奴,文化则为汉族,因此汉人把他看成是同族。唐代安史之乱,安禄山虽是胡人,但唐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歧视和怀疑胡人,仍然重用非汉族的将领,如平定安史之乱的主将李光弼便是契丹人,其他立功的将领非汉族者尚多,不过,这些为唐室效忠的将领多汉化已深,虽然血统是胡人,就文化来说则是汉人,所以唐政府也就很放心地任用他们了。唐代宰相共三百六十九人,其中为外族者三十二人,几乎占十分之一之多,不过这三十二位血统为外族的宰相在文化上早已汉化,所以唐朝君臣都没有把他们视为外族了。唐陈黯说:“华夷者,辨在心。”心即是文化,这正是中国人对民族的看法,凡外族已接受中国文化者,即视同中国人,不再追究他的血统。

由民族观念可以看出中国人是具有崇高的和平理想的,这个理想层面经常影响到实际层面。中国人在实际政治上所称赞的“盛世”并不以军功为标准,而是以内政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为标准。汉武帝伐匈奴,通西域,武功鼎盛,但中国古人却很少赞扬汉武帝的武功,反而经常称赞西汉的文景之治,因为汉文帝、景帝时是一个和平时代,这和理想层面比较接近。

中国古代政治虽有两个层面,不过这两个层面是一静一动的。理想的层面是不动的,那是高悬在上的固定标准;而实际层面则是可动的,因此它和理想层面的距离便有时接近,有时又远离。当实际层面和理想层面愈接近时,这时候的政治情况愈好;反之,当实际层面和理想层面距离愈远,这时候的政治情况便愈坏。

谈中国历史或者中国古代政治的学者,有的把中国古代政治看成是一个极好极美的政治,认为中国人早就有大同世界的理想,有民本仁政的思想,有和平自由的精神,这些都是极为高尚完美的;可是另外有的人却把中国古代政治看成是一个极坏极丑的政治,他们举出许多暴君昏君的所作所为来证明中国古代政治的坏和丑。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是有偏差的。把中国古代政治看成极美极好,是只注意到中国古代政治的理想层面;把中国古代政治看成极坏极丑,是只注意到中国古代政治的实际层面的最低峰,也就是和理想层面距离最远的实际层面。其实,中国古代政治是有理想和实际两个层面,要了解中国古代政治的真面貌不能只顾到理想层面,也不能只顾到实际层面。只顾到理想层面,那种观察就像看一张画像,经过画家的修饰,把缺点都尽可能掩饰去,表现出来是一幅完美的画,但这幅画和真实的实物未必完全相同;只顾到实际层面,那种观察就像看到一个早上刚起床尚未梳洗还是蓬头垢面的女子一样,以这时的印象对这个女子作评价也同样是不正确的。我们应该把理想层面和现实层面兼而顾及,才能看出中国古代政治的真相。

文章摘自《照照历史的镜子》作者:王寿南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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